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。党内法规修订是纪律建设的基础性工作，既为“不能腐”提供制度保证，也是强化“不敢腐”、倒逼“不想腐”的必要前提。把纪律挺到全面从严治党最前面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党风、得民心的关键行动。新修订的《准则》和《条例》乘势而上，源于实践高于实践，坚持立德与立规相结合，着力为挺纪在前、执纪必严夯实制度根基，为标本兼治提供长远保障。
划出一高一低“两道标线”，推动党内法规站位前移
党中央提出“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”，是相对于在管党治党和党内法规中纪法不分甚至纪在法后，错把法律当底线而言的。挺纪在前，首先需党内法规“迎前抢先”，始终保持对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的战略主动。从定位上说，《准则》是高标准，重在立德向善，把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挺立在先；《条例》是底线，重在立规纠错，防止违纪行为滑向违法的谷底。划定这一高一低两道标线，可将党员干部分为三个区间：第一区间是高标准上的中流砥柱；第二区间是高标准和底线间的大多数人；第三区间是底线下的害群之马。在第三区间下画一条线，即为法律之线。无数案例证明，“破法”始于“破纪”。加强纪律建设，必须严防第二区间的党员干部下滑到第三区间，并促使其向第一区间靠拢。
通过卓有成效的修订工作，两项法规着力破解党规混同国法、套用“法言法语”等积弊，并将纪律防线从法律防线中剥离出来、推向前去，实现了党纪相对于国法的整体前移。首先，《准则》是党内法规中仅次于党章的高位阶制度类型，将其规范对象从领导干部扩大到全体党员，敦促大家从入党之初、从政之始便洁身自好、廉洁自律，更有利于前移纪律防线和执纪关口，促使8700万党员走在公民前列。其次，《条例》剔除了“纪法混同”的内容，拉高了纪律标准，使过去没人管的事、不愿问的责有人管问，避免党员都退守到公民的底线上，更勿等到“破法”再去“执纪”，把党员领导干部从“好同志——阶下囚”的困境中解脱出来。由此，两项法规把党纪先于国法、严于国法落到实处，将对党员干部产生极大的教育和震慑，对“清存量、阻增量、控变量”起到推动保障作用。
做实一正一负“两个清单”，为“纪前法后”提供有力支撑
挺纪在前，必然要求纪法分开、纪法各表，把握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内在规律，为深化拓展纪律建设提供路径指引。从内涵上看，《准则》是“从高不就低”的正面清单，《条例》是“抓大不放小”的负面清单。这两个清单的重要特质在于，固化党的十八大之后从严治党的新政新风新生态，为靠前执纪、从严治党提供长效机制和实体支撑。
在内容支撑上，纪律的归纪律，法律的归法律，将党的十八大后强化纪在法前、纪比法严的决策部署概括提炼为制度规范，补强党规“短板”、做实党内监督。比如，《准则》紧扣廉洁主题，强调领导干部修身齐家特别是家风等方面要求，树立起看得见、够得到的高标准。《条例》锁住纪律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清单，将“抓早抓小、动辄则咎”的执纪问责理念体现充分。这集中表现为从严治党新实践的“固化条款”，即关于拉帮结派、对抗组织审查、不请示报告、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违纪条款，既固化了实践导向，也强化了越往后执纪越严、处分越重的治理理念。
在程序支撑上，注重执行导向，强化实践特色，为条文规定的贯彻落实和监督问责夯实基础。这一点，在《准则》和《条例》中都有突出体现。比如，前者将普通党员和领导干部区分开来，分别提出“四个坚持”、“四个自觉”等细分化、差异化要求，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主体“对号入座”、因人制宜，强化教育监督管理等方面具体措施的前瞻性和针对性；后者在“总则”中设定党纪与国法有效衔接的专门条款，并在“分则”中将“六大纪律”及其违纪行为进行梳理整合、科学分类，为在线索处置、纪律审查到执纪审理等各环节坚持“纪前法后”提供了权威依据和操作指南。
把牢一内一外“两把尺子”，确保从严治党言出纪随和纪委姓“纪”
挺纪在前，实质上是把纪委摆到了管党治党第一线，紧紧依靠党内监督专责机构、专业力量，把正风反腐的“制度优势”转化成“治理胜势”。从目标指向上看，《准则》提炼的是内化之廉洁信仰，要在自律，是标尺；《条例》列示的是外化之守纪行为，成于他律，是戒尺。纪委担当党内监督重责，需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这两把“内外兼修”的尺子指向何方、用力何处。
从深层次看，两项法规都坚持了党章导向，把党章的纪律规范和原则要求实体化、具象化，等于是把党章挺到了从严治党最前沿。比如，《准则》是党执政以来首部面向全体党员的廉洁自律正向规范，把党章中关于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原则要求，实体化为普通党员如何处理“公与私、廉与腐、俭与奢、苦与乐”的关系，领导干部如何把握从政、用权、修身、齐家等问题，纲举目张、微言大义，有助于唤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。修订《条例》从深入梳理党章开始，把党章和相关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细化，明确规定违反党章就要依规给予相应党纪处分，彰显和维护党章权威。纪委按照党章规定履职尽责，必须举起党章党规的尺子，冲到用纪律“想事、说事、办事”的最前面。
从外化层面看，两项法规都突出政党特色、党纪特质，对纪委提出了挺纪在先、执纪在前的更高要求。纪委姓“纪”不姓“法”，必须做理解纪律、遵守纪律、执行纪律的先行者和排头兵。比如，两项法规修订把政治、组织纪律挺到了“六大纪律”之前。这应成为各级纪委重点把握的执纪方向。可以说，政治纪律是“纪律中的纪律，规矩中的规矩”，扭住这个核心就是抓住了党的建设的生命线、纪律建设的根本点。严肃执纪，就要在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取得关键突破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，以严肃查处政治“破纪”行为为龙头，强化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纪律要求，纲举目张、言出纪随，为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树立了风向标，为以零容忍态度“清理门户，清除存量”确立了定盘星，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拉起了全天候通电、不可碰触的高压线。这些内容丰富、成效明显的执纪监督实践，为修规整纪奠定了坚实基础，为强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提供了鲜活例证。
总之，两项法规的修订颁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新的廉洁观、纪律观、执纪观，体现了管党治党全面从严、纪律建设全面靠前的价值观和方法论，是党的建设、纪律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日臻科学成熟的重要标志。（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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